位于天水中城的大同路，原来是一条不很宽畅的小巷，叫水路巷。水路巷一头连着华严寺前街，就是现在的解放路；一头连着华严寺后街，现在叫自由路。过了后街，对面也是一条小巷道，叫澄源巷。有清一代唯一的一位回族翰林哈锐的故居，就座落在这条小巷道里。

哈锐，字蜕庵，生于清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卒于民国21年（公元1932年）。其先祖于康熙年间由福建迁入天水，是中医世家。哈锐少年时就读陇南书院,是山长任士言的得意弟子。21岁中举人，31岁中光绪壬午科（1892年）进士，朝考授翰林院庶吉士，此后曾任刑部主事，四川壁山、宜宾、乐山等县知县。辛亥革命事起，哈锐辞官去职，在重庆住了几年，于民国6年前后回到天水，创办炳兴火柴公司，是天水较早开办民营工业且卓有成效的人物之一。不到十年间，炳兴公司的雄鸡牌火柴已经誉满陇东南，产品远销陕西河南一带，而哈锐这位前清翰林，也成了天水数一数二的实业家。

时间到了民国16年（公元1927年）。这年的1月23日，是农历丙辰年的春节。正月初一早上，水路巷的裁缝范四海关了铺面，回西关的家里去给祖宗烧香，天水习俗，过春节要接纸，就是从腊月三十晚上开始，在家里供上先人的牌位，每日烧香上供，到正月初三再把牌位送到坟上，焚烧祭奠。这种习俗到现在也还保持着。那天，范师傅回家烧完香，再来到店里时，不幸地发现他的店铺给小偷光顾了。检查了一下，小偷拿走了一盘机器，还有一些缝衣用的毡被、刀剪及其它零件，损失约值一百多块大洋。那时的小手艺人，收入都不丰厚，一百多块钱不是个小数目了。当时范四海不知如何是好，情急之下，竟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这时候，范师傅的店里来了一位叫杨顺的朋友。杨顺是哈锐家的厨师，而哈锐的家就在不远处的澄源巷，估计他可能是听到消息专门赶过来的。杨顺对范四海说：哭也不是办法。贼娃子偷了机器，总还是要卖给裁缝店的。不如到各个裁缝店去打探打探，说不定能找到点线索。范四海想想有理，就同杨顺到几家同行的店里打听，托他们帮忙留心。不成想，就是这一打听，不仅没有找到丢失的东西，而且给他们惹来了一场官司，还把翰林公哈锐也给牵连进来了。

全宗1-2-61卷题为《杜转运告范四海等私擅逮捕嫌疑案材料》，其中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份由杜转运署名的诉状。据诉状看，这位杜转运也是裁缝。但和范四海不同，杜师傅没有自己的店面，只是在一家周姓师傅的店里帮工，而正好这家店铺也设在水路巷，和范师傅的店面比邻。那天范四海和杨顺走了几家裁缝铺，大家都答应帮他留心，如果见到有人出售脏物，就先扣下来，赶紧通知他。原本一切似乎很顺利。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在周师傅的店里，他们遇到了麻烦。当他们向杜转运师傅打听时，杜转运不仅不帮他们，反而认为范四海和杨顺是在怀疑他偷了东西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暴跳如雷，立马要范、杨拿出赃证，否则决不善罢甘休。这时候，范、杨当然拿不出什么证据，自知理亏，就趁着众人劝解，赶紧息事宁人，一走了之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位杜师傅注定不是省油的灯。从那天起，杜转运隔三岔五就来找范四海滋闹，理由是范四海损害了他的名誉。其真实的动机，或许是想乘机讹一点钱财吧，但也不排除有人在背后指使，想藉此挑起些事端。为了不使事态扩大，杨顺劝说范四海在怀德园酒楼请杜转运吃饭，向杜赔不是，但是这并没有消除杜的火气，反而使他变本加厉，明确提出要范四海赔他二百块大洋作为补偿。后来可能是感到二百元的要求不怎么现实，自己又主动降到了六十元。可怜的范师傅，本来是受害者，而今不仅没有找回自己的损失，反而被人讹上了，自然不肯认帐。结果，杜转运居然一纸诉状，把范四海告上了法庭。

用告状的方式对和自己有矛盾的人施加压力，在那时是常见的现象。现代社会里，人要经常和律师、法官打交道，涉讼是一件很普通的事。但在古代，好人一般都会尽量避免打官司。正人君子，谁也不愿意惹上官司，这就使得告状可以成为向人施压的一种手段。民国时代虽然已经建立起了形式上的现代司法体系，但老百姓的诉讼观念并没有马上改变。翻阅当时的诉状，有不少是这种以搞臭对方、出一口恶气为目的的。所以，这种诉状往往不顾及事实是否准确，只要是坏事，全都可以作为罪名拿来安在对方头上，需要斟酌的，只是如何使这种罪名看来顺理成章，貌似真实可信。所以，代拟诉状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，而擅长这门学问的衙门胥吏，往往也是玩弄法律陷人入罪的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