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通常的解释，镇守使署是北洋政府设置的一级军事组织，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。但事实上，在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时代，有军权就有了一切，行政、司法通通都要听命于军人。从1920年到1926年，设在天水的陇南镇守使署，就是这样一个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全能政府，镇守使孔繁锦被称为陇南王。他依仗其兄张广建（孔是张的胞弟，继嗣舅父孔家，遂改姓孔）为甘肃督军的势力，“扩充军队至一万余人，分驻陇南十四县，独霸一方，割据天水”（方志出版社《天水市志》下卷，P2715）。他不仅可以随意任命县长，开征税费，甚至还开设造币厂，铸造铜元，滥发纸币，可谓生杀予夺，为所欲为。孔繁锦有一个习惯，喜欢微服私访。他经常出没于街头巷尾，亲自察访民情，审理民事，随意断决诉讼，自诩为“当世包公”（参见文丹编著《民国秦州商事：“陇南王”的开拓轶事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）。据传说，他曾经不经任何审判，就把闹事的青年学生就地正法，那么，偶尔干预一下司法审判，就真是区区不足挂齿的一桩小事了。全宗2-25卷收存了秦安县民蔡施氏以“谋杀人命县断不公”上诉至甘肃第二高等检察分厅的一桩案子，其中就透露出当时的司法机关在军事当局的权威下所处的窘境。
蔡施氏是秦安县北乡老沟里村（可能在今天的安伏魏店一带）的农民。民国13年即公历1934年旧历七月的一天，其夫蔡三库因为一起纠纷，被堂弟蔡全德殴打致死，其家产也被侵占。因为矛盾起于家族内部，事发后，蔡全德勾通族叔蔡连成以及村里的甲长等人，草草填埋了死者，并圈禁蔡施氏使其不能赴县城告状。直到二百多天以后，蔡施氏才找到机会让死者的弟弟蔡虎子（应即蔡重华）把状子递到了秦安县政府。时任秦安县知事是叶文钰。他接到诉状后，传原被两造开庭审理，“连讯三堂”，结果是判令蔡全德还给蔡施氏八垧地作为生活之资。至于蔡施氏控告蔡全德等人的杀人重罪，这位叶县长似乎并未深究。之所以如此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当年元月1日，北洋政府大执政段祺瑞颁布了一道大赦令，叶县长计划将此案“照赦令办理”。得知这一消息的蔡施氏心有不甘，便将状子投到了甘肃第二高等检察分厅，“恳乞厅长大人电鉴允准调取县卷提案再审，依法核夺，以申冤抑而恤孀妇”。
应当说高检分厅对事关人命的案件还是非常重视的。从现存卷宗里看，收到诉状时间是民国14年6月4日午时。6月8日，就起草了给秦安县知事的指令，要求“将本案卷宗赍送前来以凭核夺”。6月10日，指令封发。6月13日，指令送到了秦安县知事叶文钰手上。21日，叶文钰“饬科检齐原卷”具文呈报高检分厅。分厅的法官在研究案卷以后，认为蔡三库究竟是在互相殴打中因伤身死，还是被有意谋杀，“似尚不无讯究之余地”，而“原县竟拟照赦令办理，未免草率”。于是，一面将原案卷发还，严令秦安县“依法切实侦察核办，勿涉枉纵”；一面告知原告“本案尚未经原县讯结。除指令原县依法进行外，仰该上诉人迅回本县听候讯办”，两份文件的封发日期均为6月30日。
高检分厅这样做，是为了符合司法程序。下级法院未审结的案件，即使有问题，也应由下级法院自己处理，上一级司法机构不应越级介入。但是，这道指令发出后，却如泥牛入海，再无下文。四个多月以后，高检分厅可能觉得此事拖得太久，便给秦安县发出一封催办训令，语气颇为严厉：
案查该县民妇蔡施氏前以杀夫等情上诉蔡全德等到厅。以本案尚未经过第一审判决，曾令该县依法讯办在案。迄今多日，究竟判决与否，仰速具复以凭核办，勿再延搁。切切此令！
此时秦安县知事已经换人。现任知事方汉炯接到训令，迅即具文呈复，详细说明案件未能办结的原因：
本年11月15日奉钧厅第74号训令……知事尊查此案。前任叶知事文钰奉令之下正拟判，进行间，于8月2日奉陇南镇署第1071号训令，着将此案情形详细具复核夺等因。该叶前任详细录案呈复去后，兹于9月3日又奉镇署第25号指令，内开“……该蔡全德等共同杀死蔡三库一案，该知事身任初级司法，始未检验侦察，逾限数月又不审理，以致蔡三库之妇蔡施氏埋冤莫伸，复遭逼节吞产之害，携子逃秦行乞呼吁。前经令饬查讯，该知事竟以被告人等逃脱死亡可矜等情呈复前来。查蔡施氏夫亡家破，亦在矜悯之例，何得妄引赦令希图免咎？现据蔡施氏复禀恳请提案前来，除批示外，合亟仰令该知事遵照前令迅将案内蔡全德、蔡胞儿、蔡保顺、绅士秦镜及证人秦中娃等限即日内呈解来署以凭讯办，慎勿宕延，致干咎戾。切切此令！”等因。奉此，正呈解间，该叶前任奉文交卸。知事到任，遵即传集人证于9月15日呈解镇署听候讯办。迄今多日尚未示知。
可见，镇守使署不仅干预了司法，而且越过高检分厅直接审办起案子来了。秦安县之所以迟迟不回复高检分厅的训示，是因为镇署已经接管了这起案件，秦安县知事自己也不知道案件是被如何处理的。很明显，这样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司法独立原则，按理应该受到高检分厅的抵制。可是，高检分厅事实上无力约束镇守使署的行为，只能给予默认。对此，高检分厅当然是有情绪的。在本卷中收有一件次年1月19日高检分厅给秦安县的训令，要求秦安县把羁押在高检分厅的两名此案嫌犯押解回县。训令说： “该案如何办理，既未据该县连同卷宗送核。所有寄押蔡全德等二名仰速派警妥为领解回县，依法讯办，并将办理情形具复备案”。和上一回要求“勿再延搁”的严厉语气相比，这份训令的措辞中无奈和不满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，只是这种情绪发泄给秦安县知事，显然找错了地方。
这件案子最后是由陇南镇守使署审理结案的。据民国15年1月28日秦安县知事方汉炯给高检分厅的呈复，蔡全德等被押解到镇署后，经开堂讯问，给出的判决是：“查此案控告经年，始以蔡全德凶横，蔡保顺等处理不清；继因县班滋扰，致澈（原文如此，疑有误—云注）蔡施氏上控。现经本署将冒名顶替之证人秦中娃先行责惩开释，判令蔡全德仍照原处给蔡施氏14垧，再补偿烧埋费银60元了案”。这个判决结果，仍然没有解决原来高检分厅指出的“似尚不无讯究之余地”的问题，蔡全德等人究竟有无刑事上的故意杀人罪，依然是一笔糊涂帐，只是让蔡全德又多拿了60块银洋换得个息事宁人。但是这一次，高检分厅却无法再要求“依法切实侦察核办，勿涉枉纵”了，这就是权大于法的可悲现实。
可以顺便一提的是，新修《秦安县志》（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）所载的《民国秦安知事、县长任职表》中，将方汉炯任职顺序置于叶文钰前四位，任职时间一栏空却，估计是没有查到准确依据。根据本文前面提到的材料可知，方汉炯的排序应紧接在叶文钰之后，任职时间为民国14年即1925年8月，这一点可供《秦安县志》修订时采用。
日奉陇南镇署第1071号训令，着将此案情形详细具复核夺等因。该叶前任详细录案呈复去后，兹于9月3日又奉镇署第25号指令，内开“……该蔡全德等共同杀死蔡三库一案，该知事身任初级司法，始未检验侦察，逾限数月又不审理，以致蔡三库之妇蔡施氏埋冤莫伸，复遭逼节吞产之害，携子逃秦行乞呼吁。前经令饬查讯，该知事竟以被告人等逃脱死亡可矜等情呈复前来。查蔡施氏夫亡家破，亦在矜悯之例，何得妄引赦令希图免咎？现据蔡施氏复禀恳请提案前来，除批示外，合亟仰令该知事遵照前令迅将案内蔡全德、蔡胞儿、蔡保顺、绅士秦镜及证人秦中娃等限即日内呈解来署以凭讯办，慎勿宕延，致干咎戾。切切此令！”等因。奉此，正呈解间，该叶前任奉文交卸。知事到任，遵即传集人证于9月15日呈解镇署听候讯办。迄今多日尚未示知。
可见，镇守使署不仅干预了司法，而且越过高检分厅直接审办起案子来了。秦安县之所以迟迟不回复高检分厅的训示，是因为镇署已经接管了这起案件，秦安县知事自己也不知道案件是被如何处理的。很明显，这样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司法独立原则，按理应该受到高检分厅的抵制。可是，高检分厅事实上无力约束镇守使署的行为，只能给予默认。对此，高检分厅当然是有情绪的。在本卷中收有一件次年1月19日高检分厅给秦安县的训令，要求秦安县把羁押在高检分厅的两名此案嫌犯押解回县。训令说： “该案如何办理，既未据该县连同卷宗送核。所有寄押蔡全德等二名仰速派警妥为领解回县，依法讯办，并将办理情形具复备案”。和上一回要求“勿再延搁”的严厉语气相比，这份训令的措辞中无奈和不满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，只是这种情绪发泄给秦安县知事，显然找错了地方。
这件案子最后是由陇南镇守使署审理结案的。据民国15年1月28日秦安县知事方汉炯给高检分厅的呈复，蔡全德等被押解到镇署后，经开堂讯问，给出的判决是：“查此案控告经年，始以蔡全德凶横，蔡保顺等处理不清；继因县班滋扰，致澈（原文如此，疑有误—云注）蔡施氏上控。现经本署将冒名顶替之证人秦中娃先行责惩开释，判令蔡全德仍照原处给蔡施氏14垧，再补偿烧埋费银60元了案”。这个判决结果，仍然没有解决原来高检分厅指出的“似尚不无讯究之余地”的问题，蔡全德等人究竟有无刑事上的故意杀人罪，依然是一笔糊涂帐，只是让蔡全德又多拿了60块银洋换得个息事宁人。但是这一次，高检分厅却无法再要求“依法切实侦察核办，勿涉枉纵”了，这就是权大于法的可悲现实。
可以顺便一提的是，新修《秦安县志》（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）所载的《民国秦安知事、县长任职表》中，将方汉炯任职顺序置于叶文钰前四位，任职时间一栏空却，估计是没有查到准确依据。根据本文前面提到的材料可知，方汉炯的排序应紧接在叶文钰之后，任职时间为民国14年即1925年8月，这一点可供《秦安县志》修订时采用。
